9月24日，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戴霖（Michael Duignan）在第十届亚洲公司及证券法年度研讨会上表示 ，香港证监会与普华永道香港（香港称罗兵咸永道）就中国恒大集团（以下简称恒大）审计失职达成的10亿港元和解 ，并未改变恒大债权人之间的申索优先次序，因为这笔款项来自普华永道香港 ，而非恒大的财产 ，该笔款项从未属于可用以清偿恒大债权的资产。
他称 ，该项安排并不属于清盘程序的一部分 ，恒大清盘人所说的“被绕过的法定优先次序”实际上未被触发。相关司法复核程序仍在进行，香港高院预计于10月底左右作出判决 。
戴霖此次演讲主要围绕香港证监会的执法新思维展开 ，普华永道香港同意赔偿恒大股东10亿港元一事是其重点提及的个案之一，主要用以讲述在企业失当的情况下 ，香港证监会如何保障少数股东的利益 。戴霖形容 ，少数股东“往往是最后才会被想起的一群，而且经常为时已晚。 ”
恒大在高峰时曾是中国内地最大型房地产发展商之一 ，直至因沉重债务问题倒下 ，导致许多小股东积蓄化为乌有 。戴霖介绍，此案引起香港证监会注意 ，并非因为恒大倒闭本身 ，而是因为在倒闭前，恒大曾连续多年虚增收入 ，其财务报表使投资者低估了公司风险 ，直至相关事实曝光 。
和解个案涉及恒大的审计师普华永道香港。戴霖称，既然是公司伪造账目 ，为何要追究审计师？在香港证监会看来 ，审计师在多方面失职：在审计恒大2019及2020财政年度财务报表期间未能维持独立性；在审计规划、执行审计程序及处理审计事项方面未能抱持充分和专业怀疑态度；未能设计并执行有效实地视察，以确定物业实际建造及交付状况 ，从而作出妥善收入确认；更令人担忧的是 ，主动默许恒大管理层操控审计样本及实地视察，致使提前确认收入这一操作遭到隐藏；未能充分核实提交给它的相关证明文件及记录的真实性 。
戴霖表示，综合来看 ，这些缺失之所以关键 ，是因为审计师是市场信任的核心 。“当投资者无法自行核实公司账目时，审计师便是他们所依赖的独立把关者；当这道防线失守时 ，被蒙在鼓里的小股东将首当其冲承受损失。 ”
戴霖接着表示 ，香港证监会当然可以遵循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或法院的法律程序提出，沿漫长而充满未知数的道路寻求赔偿；又或者 ，可直接与审计师达成和解 ，为真正受影响的独立小股东取得即时补偿 。
最终，香港证监会选取 了后者 。而普华永道香港在不承认责任的基础上 ，同意支付10亿港元以补偿独立小股东 ，作为多项补救措施之一。在普华永道香港履行和解协议条款的前提下，香港证监会将不会对其采取进一步行动 。
戴霖形容 ，这项“至少在香港属创新的做法 ，其后在法院受到了挑战”，即报道开篇所提及的恒大清盘人不满该和解协议 。
据《每天 经济新闻》记者此前获取的法庭文件，恒大清盘人已于6月12日入禀香港高院 ，要求香港高等法院方面撤销该和解协议 ，并申请针对香港证监会的禁制令，禁止香港证监会对和解一事采取后续行动 ，亦不得允许任何第三方落实该和解协议 ，直至清盘人对普华永道香港的索偿作出最终裁定为止。截至近来 ，香港高院尚未就这份司法复核作出判决。
与普华永道香港达成不承认责任和解可更快补偿投资者
戴霖在演讲中表示 ，他希望借该案例说明一个更广泛的观点：“任何崭新做法 ，即使出发点良好，也难免带有一定风险 。这种风险固然需要衡量 ，但并非唯一考虑因素 。任何监管决定都不可能取悦所有人 ，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所采取的做法是否最符合公众利益。 ”
针对为持牌法团提供意见的人士 ，戴霖补充道 ，有些人曾问他，持牌法团可否像普华永道香港一样，在不承认责任的情况下 ，就纪律处分事宜与香港证监会和解 。“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在于制度结构 。当香港证监会对持牌法团提出纪律程序时，其实已经认定违规存在。换句话说 ，我们（香港证监会）在该程序中既是标准制定者 ，也是决策者，这也是为何制度须设有外部上诉机构以对事实作出重新审视 。 ”
但戴霖表示 ，针对包括审计师在内的第三方的策略则是另一回事 。据介绍 ，相比多年争讼，不承认责任的和解安排能让香港证监会更快为投资者取得补偿。是否适宜以不承认责任的方式和解 ，始终取决于案件的事实、证据 ，以及双方的实际考虑 。
“这正是普华永道香港个案中的取舍 。但这种做法不适用于本会（香港证监会）的法律处分框架，因为当我们展开纪律处分程序时 ，已认定确实存在违规。”戴霖说 。
（文章来源：每天 经济新闻）
